亚瑟(Arthur)和凯瑟琳(Kathleen)手握核心代码,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乌托邦。然而在这条铺满荆棘的道路上,迎接他们的是一场闹剧,充斥着财富、贪婪、谈判与救赎。

 

开篇:

2010年春,纽约大学的大二学生凯瑟琳·麦卡弗里(Kathleen McCaffrey)收到了一封来自陌生人亚瑟·布莱特曼(Arthur Breitman)的邀请函。上面写着考虑到凯瑟琳独特的理想与主见,邀请她参加每月一次的古典自由主义午宴。(实际情况是布莱特曼对凯瑟琳的照片一见钟情。)麦卡弗里——一个满怀好奇心的少女,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根据凯瑟琳的回忆,布莱特曼并非是一个典型外向的男孩。然而当天午宴当她到达的时候,布莱特曼径直朝麦卡弗里迎来。那天的午宴实际上是为了一个资本家而举办,他在宣传绝对自由的市场,倡导只需要通过合约互相约束,让市场在极端自由中蓬勃发展。麦卡弗里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午宴的主题,她想逃离,但已经来不及了。午宴在她的到来之后正式开始。谈话中她告诉布莱特曼她钦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布莱特曼很开心地说他是弗里德曼的孙子帕特里( Patri)的朋友,并答应借给她一本帕特里父亲所著关于自由的书。

 为了进一步接近麦卡弗里,布莱特曼在午宴之后随即又在他混乱的金融区公寓里开了一个即兴派对。然后是第二天早上,他给她发了消息暗示已经预定了晚间的双人套餐。从那以后,一切顺水推舟,两个人自然地相处在了一起。

尽管在气质和背景上大相径庭,两个人的结合依然充满了甜蜜。凯瑟琳异常活跃、机智。她有着橘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和俏皮的说话方式,在哲学、经济学以及航海经商方面做过许多功课。反观亚瑟具有一副憨厚的外表,有些紧张,不苟言笑。凯瑟琳在新泽西北部长大,是布朗克斯一个承包商和爱尔兰小学一名教师的女儿。她从小阅读华尔街日报,并在女子天主教高中加入了高尔夫球队。亚瑟是由巴黎近郊一个著名的剧作家/电视经理/公务员抚养长大的。18岁的时候,他在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上为法国赢得了第一枚奖牌。随后在可选择的高等理工科目中选择攻读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28岁那年,他在高盛的高频交易所中从事量化操作的工作。

July 2018 摄影:ANNA HUIX

亚瑟发现凯瑟琳比自己小8岁,他打趣地说她在认识论和数学上的学术工作,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相当容易。凯瑟琳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但没有搭理他这番话。对于凯瑟琳的年轻,亚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以相处,尤其当他发现凯瑟琳拥有一个可以跟得上他思考节奏的大脑。他们互相欣赏对方性格中的直率,虽然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傲慢。

当凯瑟琳转到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她调整了自己的课程安排,以便有更多和亚瑟在一起的时光。说真的,相比那些乏味的课程,亚瑟可有趣多了。凯瑟琳总是能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情:亚瑟在半夜里读到一种罕见的吊桥支撑,立马就打开电脑在程序里实验它的原理;他们俩利用几个周末的时光重制一种叫做弩炮的弹射器。亚瑟期望凯瑟琳能够更加精确、严谨,可惜留在印象里的只有感性和浮躁。不过凯瑟琳的能力和欢乐不折不扣超越了自己。

时间快进到凯瑟琳毕业的那个周末,他们俩旅行到法国成婚。在哈利酒吧里喝了一杯之后,亚瑟带领着凯瑟琳来到了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的长椅上。凯瑟琳看着他变魔术一般拿出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颠倒了的戒指。“没错,它就是颠倒的。”凯瑟琳开心地回忆道:“这就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做了那么多铺垫,花了那么多努力,最后总有一个失误的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基于到亚瑟数学、计算机以及经济学的背景,除了桥梁和弹射器以外,他注定会注意到比特币。在绝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听说过比特币的时候,亚瑟就已经开始购买了。他不厌其烦地纠缠在凯瑟琳身边要给对方科普,直到对方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反应才作罢。亚瑟花费了无数时间研究比特币的文档。它明确无误地提供了一个新的保存价值的方式,并且可以很方便地转移价值,而无需信任任何一个中间人。但无疑它的设计结构有些笨重,而且使用案例受限于一定的范围。“他是守旧派的挚爱。”凯瑟琳这么评价:“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有能力去完成更多的事情。”

对于什么是区块链,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技术。一部分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噱头。但不管怎样,这里我们还是要提一次它的标准定义: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的,安全的,不可更改的数字分布式账本技术。广义上来看,区块链允许一群陌生人就某一个状态达成共识,然后基于此共识达成合作。比特币的区块链可以取代传统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机构,比如银行。不仅如此,理论上还可以取代所有记录社会信息的机构。在以前,我们需要缴纳资金让这些机构运转。结果它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的资金,更进一步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在区块链上,我们有机会去解决这些复杂的合作博弈问题,至少不会让这些机构占用我们如此多的资源。

说到这,不得不提互联网。区块链的潜力已经被注入了例如亚马逊、Facebook、谷歌这些强大的互联网企业。它指明了一条充满阳光的道路,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界。我们的企业家和民众正在一起经历这轮实验的关键时刻。

布莱特曼对此非常投入。他发现大部分的区块链参与者只不过是查看原始加密货币的源代码,然后做一些他们个人的改进,这样就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版本。这有点类似于修改了生物的DNA然后创造出另外一种生物一样。这样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分支族谱。对于亚瑟和凯瑟琳而言,这宛如寒武纪爆炸一般涌现的诸多加密货币是对一个资源的浪费。他们希望可以有一个机制,组织和精简这个加密货币的演化过程,然后将所有其他加密货币的优点集于一身。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发生在现有的比特币上。因为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早已经隐匿无踪,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比特币的争议。所以比特币只能通过不断的硬分叉从而执行某项升级,而不是自我进化。

亚瑟和凯瑟琳对于区块链的讨论还在进行中,他们于2013年在法国举行了婚礼。就在这个时间段,比特币的第一个真正的竞争者终于浮出水面。2014年1月,一个叫做Vitalik Buterin的加拿大籍俄罗斯神童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人们称之为以太坊(Ethereum)。它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银行,而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性大脑。以太坊上允许自动运行一些程序,我们把它叫做“智能合约”。这项改进带来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对于价值转移的简单改动。有了智能合约,我们可以想象一群人自动运行自己的保险公司,系统自动接收保费,自动精算,自动支付保费。

亚瑟打印出了以太坊的完整代码,并与它共度了整个蜜月。他眼前一亮,知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以太坊的强大功能满足了他大部分的想象。不过仍然缺失一部分的可参与治理的机制。相比于比特币,以太坊虽然更具韧性,但是它的开发和升级完全依托于Buterin主导的核心开发团队。和比特币的缺点一样,如果你不喜欢某些升级,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分叉代码运行属于你自己的链。亚瑟决心创建一个足以盖过以太坊的平台,一个拥有基本的规则,实现分权管理,由社区运营的平台。平台的权利和控制必须分发给所有具有天赋和才能的人。凯瑟琳对待这个想法的态度有点暧昧,但是她不得不站在亚瑟这一边。她说道:“虽然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第二只老鼠才能吃到奶酪。”

2014年的夏天,在蜜月归来的几个月之后,亚瑟完成了他的初版白皮书。他使用了假名LM Goodman,并将其发布在一个比特币论坛上。(这个假名是对Leah McGrath Goodman的引用,这个一个认错中本聪的媒体记者。)该份白皮书论述了比特币的缺陷以及以太坊上将会发生的问题。他还在当时惊人地做出预测:不久的将来,加密货币领域会大爆炸,涌现出无数的加密货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oodman”构思了一个划时代的平台,这就是Tezos——一个可以自我进化的加密货币。它拥有吸收其他加密货币特点的能力。如果一有创新就发布一个新的加密货币,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所以,Tezos的目的是成为最后一个值得存在的加密货币。

在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亚瑟的观点。当时的亚瑟就职于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他尝试给刚刚进入区块链领域的新公司解释这一想法,但是相对于他的创意来说,显然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此外,Tezos的重点并非帮助企业中层,而是支持大规模的合作经营,这样的解决方案很难去打动企业的老板。

眼看自己的创意就要被埋没,这个时候一个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那就是ICO,全名叫初始代币分发。它通过一个类似众筹的模型给新的去中心化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可以这样类比,一个乐园的经营者,他推出了全新的云霄飞车设计蓝图,于是他出售等同于未来车票的打折代币,然后利用这部分募集得到的资金来建设整个项目。当项目完工之后,后续的监督、维护、更新又会重新交给所有观光者的手中。一次ICO,是通过一个中心化的组织带领,最后建成一个没有中心的社区。这样看来这是一个捷径,可以通往乌托邦式的政治目标。当然这样的活动也是带有风险的,一次虚假的ICO有可能出售毫无意义的代币,并许诺人们一个虚假的项目。以太坊可以说是一次成功ICO的例子,它通过这种方式发布了自己的代币,在当时获得了价值18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后来整个以太坊的巅峰市值甚至一度达到了1350亿美元。

在国际自由主义社区的帮助下亚瑟结识了一位叫做Johann Gevers的人,后者拥有南非国籍,目前居住在瑞士,曾经帮助以太坊发行代币。Gevers推荐亚瑟和凯瑟琳使用同样的方式来推进项目。布莱特曼设想如果能够筹集到200万美元,那么他就可以展开自己的项目,哪怕不会掀起全世界的革命也至少能对当前的加密货币领域有所影响。没有人预料到,Tezos出人意料地在当时成为了史上筹款最多的一次ICO。可惜,物极必反,太多的财富不但没有帮助项目推进,反而让这个项目陷入了诉讼泥潭。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理想,沦落成了加密货币领域的一大丑闻。

Johann Gevers,一个高大、苗条、有魅力的男子。大约50出头,高额头,短橙色头发,灰蓝色眼睛。他在南非长大,是德国传教士的后裔。在从事商业顾问和投资经理之前,他曾经研究过心理学、逻辑学、数学和哲学,然后是会计和审计。1988年,由于厌倦了国家的“金融独裁主义”,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南非,在加拿大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企业家和“有远见的思想领袖”。他很早就预见了比特币的崛起。用他的话说,比特币创造了一个挑战中心化庞大企业的机会,它将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一个更加安全的基础上。

2012年,Gevers创立了数字支付公司Monetas,试图打破现有的金融体系,并让数亿的资产摆脱银行的束缚。可惜的是,银行,还有保护它们的政府都在小心翼翼地守卫它们自己的固有利益。Gevers尝试了两年之后,决定寻找一个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他考虑了新加坡和圣地亚哥,前者被他称为亚洲瑞士,后者被他称为南非瑞士。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将公司搬到了瑞士的一个小行政区——楚格(Zug),大约距离苏黎世半个小时,那已经是2013年的事情了。

在1940年公司税率被降为0之前,楚格一直都是一个遍地奶牛场的贫困省份。然而到了2010年,小行政区却拥有了11.5万人和2.9万家公司。那里的人居住在高地别墅里,与普通乡镇并无不同。唯一代表了他们富裕的迹象就是汽车。据报道,楚格是人均马力最大的一片地方,也是全国人均保时捷数量最多的地方。大街上玛莎拉蒂和法拉利的经销商互相交织。

2017年6月,在一次当地的商业发展座谈会上,作为记者的我首次见到了Gevers。他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人物,试图在大会上吸引更多的投资机会。Monetas的办公室在一栋5层楼的建筑中,那里有行政区的税务局和政府问责办公室,此外还有牙医诊所,以致于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当天我早到了一些,整个4层空空荡荡没有人影。透过玻璃隔间可以看到Monetas公司里面有些黑,似乎没有人在这里办公。Gevers几分钟之后到达,他解释公司最近正在搬迁。于是我们去了楼下的连锁咖啡馆。

Gevers有着一口轻快的语调,说话流利。我们的话题从穴居人狩猎,到威尼斯共和国,再到美国铁路的兴起。不过直到我提到以太坊的时候我们的谈话才进入高潮。他说历史教会了他把对科技的信心放入政治博弈当中,他非常喜欢楚格的政治氛围。“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事情,”他说:“你就拿起电话,24小时之内准能完成所有预约。”

他想要在楚格完成的不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创业目标,Gevers希望帮助区块链的发展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在他到来的那一年,一批志同道合的瑞士团体制定了一份法规,可以帮助合法的加密货币企业筹集资金,并最大限度预防诈骗。他的支持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当地一家叫做MME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全是技术专家,致力于反洗钱的合规与仲裁。那里的人有最基本的感触,那就是瑞士的法律对基金会有着相当大的包容度你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用以支持符合公共利益的事业。但你不能建立那些永远无所作为,只是象征性存在,然后不停募集资金的虚假机构。基金会的结构组织以及相关法律会确保所有募集的资金都会流向项目本身,而不是凭空消失。基金会受到联邦当局的监督。这其中最最让人兴奋的点在于这种方式募集的资金都不属于证券,因此可以不受美国或者欧盟监管机构的调查。因此这里才培育了这种全新的募资解决方案——ICO。(例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司法管辖区都在效仿瑞士这一模型,只是做了一些本地化的微调。)

以太坊的成功,以及瑞士ICO的稳定可靠,唤醒了像Gevers和MME这样参与者对该代币募资模型的信心。这是一个可行的激励经济和创新的方式,当然也可以迅速积累财富。就在去年春天,一个当地财团宣布成立一个官方的加密谷协会。这是一个由政府背书的协会,它将刺激当地的金融科技变革。由于世界的科技变迁,瑞士长期作为世界银行的角色已经被动摇,区块链作为一门全新的技术似乎有可能弥补那一部分的经济损失。

有了政府的支持,楚格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用加密货币支付税收的地方,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区块链的创业公司。一天下午,在那里的行政大楼,我遇到了一个吸烟的丹麦人。他告诉我说区块链将通过标记土地,彻底改变一些穷人的生活。随后他解释道:“如果你是一个非洲的农民,警长可以随时霸占你的土地财产。不过有了区块链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向所有人展示土地的所有者,警长想要霸占你的财产就不那么容易了。”像Gevers这样具有远见的人,他把硅谷的创业融资比作一个比非洲警长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似乎非常合理。然而,在这条区块链解放世界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不太和谐的事件。在2016年,一个叫做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项目在它的ICO中发售了1.5亿美元的代币,这是一种建立在以太坊基础之上的合约代币。(以太坊的亮点之一就是个人很容易创建并分发自己的代币。)在代币发售之后,由于一个安全漏洞,黑客窃取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以太坊代币。作为补救措施,以太坊社区不得不实行硬分叉。但是最糟糕的是,这次的事件引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意。

尽管如此,DAO的失败并没有阻挡人们对ICO日益上升的狂热。去年全世界的ICO为各家企业募集了超过65亿美元。一个合资的企业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获得1.53亿美元的资金。监管单位一再提醒人们需要保持警惕,一些ICO也确实被证实是庞氏骗局或类似的欺诈。楚格的人心知肚明,软件有Bug,人心有好坏。在6月的某个早上,Gevers告诉我,他将在两周之内发布一次重要的ICO,这就是Tezos。

Arthur Breitman 摄影:ANNA HUIX

Gevers和亚瑟的首次碰面是在2011年,当时亚瑟与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一起在飞行的途中。Gevers被帕特里雇佣参与一个在洪都拉斯建立自由主义城邦的项目。同时亚瑟也在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Gevers对于他的情报能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两个断断续续有些联系,大多是关于哲学层面的探讨。2016年夏末,亚瑟联系了Gevers,后者正式将他带入了加密谷。说来也巧,当亚瑟到达楚格的时候,DAO事件刚好发生,几乎将整个以太坊拖垮。DAO的失败正是由于以太坊代码中的安全漏洞导致。后来他们尝试下放权力让社区决定补救的措施,这无疑让人对该平台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回过头来说,那名黑客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发现程序漏洞,然后获得报酬。我们无法将所有的责任归罪于他。当时一部分的社区建议回档以太坊的交易,而另一部分则强调区块链系统的不可变更性,哪怕被盗窃也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不应该人为回档。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 Buterin,在充分和社区探讨之后,决定将盗窃的资金退回它们原始的账户位置。从这一刻开始,区块链的圣洁被玷污了。以太坊的社区也因为这一次硬分叉而一分为二。修改前后的账本同时存在于世。

 有关于Tezos协议,在谈到创始人亚瑟时,Gevers说道:“他是一个对系统安全具有狂热追求的人。”据他所说他自己本身就注重安全,因为南非长大的人向来有这一方面的需求。但是亚瑟对安全的痴迷远远超过了他。亚瑟趋于极端。他在建立一个足够强大,足够安全,可以支撑全世界金融,可以处理万亿美元资产的系统。这还不是全部,Tezos还具有自我治理的功能。Gevers解释说:“比特币和以太坊社区在系统的升级方向上具有非常多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互攻击,这无益于整个生态和行业的发展。”

最终,Gevers,亚瑟·布莱特曼,以及MME事务所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家瑞士基金会来支持Tezos协议的落地。Tezos基金会的使命是维护Tezos协议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作为管理资金的一方,基金会需要为它的使命设定预算和战略规划。作为掌握技术的一方,布莱特曼需要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他自身和基金会将保持合同契约的关系。他并不会直接接触基金会的资金。否则Tezos ICO就相当于给他个人募集资金。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凯瑟琳从来没有单独会面过Gevers,她对瑞士的基金会法律也不甚了解。她更多的是具有一些商业上的经验,这得益于她在对冲基金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和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工作经验。关于基金会的创立,她关心的是这能否保证资金的独立托管。

之后Gevers顺理成章成为了基金会的主席。他拥有完美的履历。在基金会的工作中,他成为了处理资金的会计,并通过邮件和其他人进行沟通。布莱特曼夫妇觉得他应该作为整个项目的支柱之一,但是许多时候他们发现他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Gevers解释说自己忙于Monetas的工作,他正在谈判一笔重要的合同,他会尽量抽出时间处理Tezos的事务。此时基金会一共有三名董事,其中一名是技术人员,相当于顶替亚瑟应该担任的位置。还有一名是德国的商人,在MME非常出名,曾在数十个类似的委员会任职。

当我于6月末会面Gevers的时候,亚瑟碰巧也在楚格。Gevers预定了晚餐,是在一家湖畔餐馆。此时距离Tezos进行ICO还有两个星期,但是亚瑟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意愿去讨论它。(刚刚在前一天,一家以色列的公司在他们的ICO中募集到了1.5亿美元的资金。)当谈到加密货币,他更乐意谈论关于治理的话题。除此之外,他只愿意埋头吃饭。

亚瑟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他家庭的事情。他来自巴黎,在那里他安葬了他的父亲Jean-Claude Deret,享年95岁。亚瑟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躲避纳粹的追捕;而他爷爷则被送去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20世纪60年代,Deret因为创作了一部儿童电视节目而出名,这部电视剧与罗宾汉的故事相结合,几乎不加掩饰地攻击法国的敌人。随着亚瑟的成长,他的家人虔诚的遵循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因为亚瑟学的是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使他向法国实证主义传统中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方面发展,从而拥有极端冷静的头脑。

2005年,亚瑟搬去了曼哈顿,在纽约大学的某博士名下学习。博士对于生命随机性的强调使得亚瑟相信生命是一个多维优化的产物。(博士建议说,多参加聚会总是好的,因为机会成本低,回报却很高。可以说亚瑟和凯瑟琳的结合也得益于这一建议。)当亚瑟为了自身发展,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的亲和力的时候,博士几乎没有耐心去向他数落那些央行行长的种种罪行。不过亚瑟喜欢银行,认为储备制度是一个不错的发明。自从他年幼的时候去了一次纽约证券交易所,他就下定决心要在华尔街工作。

谈话的氛围有些微妙,在我看来亚瑟有一个慵懒的性格,如果谈话的内容不足以刺激到他,他就会陷入冬眠。直到转化为他喜欢的话题,他才会睁开眼,然后说个不停。

终于有一天布莱特曼夫妇对Gevers有了顾虑。凯瑟琳觉得他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他不再搭理她。凯瑟琳反复联系他,并且就Monetas空荡荡的办公室的问题,质问他大的融资合同是否真有其事。她主动提出是否需要帮助他把那空荡荡的办公室出租给加密谷的其他人,但是他始终没有回应。亚瑟曾经劝说凯瑟琳不要对Gevers那么苛刻。然而没有多久,亚瑟自己也开始有了疑虑。6月2日,根据网上公开的记录,基金会通过了一项对章程的修改决议,允许Gevers单方面签名管理银行账户和资金保险箱。一位名叫Tom Gustinis的美国人曾经和Gevers就Monetas的问题进行商谈。他把亚瑟拉到一边并询问他这么做是否明智。“你应该明白。”Gustinis回忆道:“这样Gevers拥有了太大的权力。”

亚瑟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他的目的是希望基金会更加灵活和高效。他们的关注点甚至还在于Gevers需要兼顾Monetas的工作,所以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处理Tezos基金会的事务。无论怎样,这项决定已经由基金会做出,布莱特曼夫妇没有发言权。此外,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担心,比如他们的ICO可能存在潜在的Bug,以致于遭受到黑客的攻击。

2017年7月1日早上,人们期待已久的Tezos项目终于拉开帷幕。关于这是否是另一个潜在的以太坊项目,博客和论坛中讨论得热火朝天。项目最初的发行价格是1个比特币兑换5000个Tezos代币。平均价格每个50美分上下。这里没有计算早期参与的一点优惠折扣。Tezos代币没有发行数量的限制。两周下来,一共售卖了6亿枚代币。最终Tezos基金会得到了2.3亿美元等值的加密货币。

在当时,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ICO。Gevers欣喜若狂,并发了一条twitter:“Tezos在三天之内创造了2亿美元的记录,他必将称为前三的区块链项目。”

步入黑暗:

1980年,一个叫做Frank Tortoriello的人想要将自己的熟食店搬入大巴灵顿街上。由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他自行发明了一种叫做熟食券的东西。一名当地的艺术家提供设计,Frank自己签名。8美元的熟食券可以购买10美元的熟食,过期还可以赎回。这样一来,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筹集了5000美元。一位当地的牧师是熟食店的常客,他一个人就购买了不少的熟食券。就连那些拒绝他贷款申请的银行家也有人大量购买他的熟食券。很多当地的企业老板也愿意接受并认可这样的熟食券,因为他们认识Frank,知道他工作努力,值得信任,他一定会兑现每一张熟食券。

我们接受熟食券,或者欧元、日元、法郎,是因为我们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它们。我们同时也信任政府不会无节制地印刷这些货币。比特币的新奇之处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转移方式——借贷双方完全无需信任。理论上没有任何篡改、伪造或者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比特币总量只有2100万枚。)所有滥用了我们的信任的机构都谈不上廉洁。在这场创造金钱的游戏中,布莱特曼夫妇和别人不同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相信加密货币是严格按照数学和逻辑运作的。

唯有了解金钱的发展史,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区块链。在人类的商业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价值媒介。具备储藏价值的,但却不适合流通,比如黄金。方便流通的,却不具备储藏价值,比如可可豆。同时兼备储藏价值和流通价值的,未必是一个合适的价值单位,比如早期的欧元。我们几乎很难说出一个好的例子,价值媒介可以随着社区的发展自我进化、升级。抗议货币固化的思想早就已经出现,比特币的硬分叉就是一个例子。每一样东西都需要随着时代而变化。Tezos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的代币可以自我升级、改造,持有者如果没有其他的顾虑,可以心无旁骛地持有自己的价值储备。

举个例子,我们把熟食券兑换成Tezos,每一个购买了熟食券的人都具有投票的权利。他们可以提出方案,比如在熟食店打工一个小时,系统自动分配5张熟食券。或者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三明治,Frank将它放入菜单,系统自动奖励销售额的2%。所有的会计和结算工作都是自动而且清晰的,无需质疑账目正确与否。如果有太多人选择打工或者创造三明治,为了避免超出控制,系统会自动调节熟食券的供应和三明治的价格,以平衡通胀水平。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与熟食券的发行总量,还有三明治的价格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像联邦储备,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继承与扩展。Tezos的设计希望能够服务于更大的规模经营或者经济实体,它们可以将所有会计项目放入一个透明、可审计的区块链,给它们带来无可取代的公共信誉。

Kathleen Breitman 摄影:ANNA HUIX

ICO成功结束之后,所有事情似乎都预示着Tezos即将从理想走入现实。布莱特曼夫妇创立了一家叫做Dynamic Ledger Solution的公司,他们日以继夜开发项目的关键部分——Tezos源代码。根据合同的章程,他们需要在9个月之内完成。到那个时候,主网络上线。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基金会就会获得项目的全部源代码,而布莱特曼夫妇的公司则获得ICO资金的8.5%,加上代币总量的10%作为报酬。此时的基金会手握ICO募集得来的巨额加密货币,所以他们开始定期出售,大约每天兑现50万美元,以用来支付日常的租金和工资。

第一个矛盾来得很早。在ICO刚结束的几天之后,Gevers给亚瑟发消息,建议基金会雇佣一个人来同时担任Tezos以及Gevers自己的公司Monetas的COO。Gevers中意的候选人是Tom Gustinis,也就是一个月前警告亚瑟是否给予了Gevers太大权利的那个人。亚瑟回答说基金会现有的几个人应该足够完成现阶段的事务了。Gevers持续施压,在他的战略愿景中,Tezos和Monetas需要一个双重的执行官。这两个实体虽然拥有不同的技术,但是它们是为了服务同一个目标,它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组合,给客户提供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更进一步的,Gevers甚至说道,Gustinis乐意免费接手这份工作,又或者可以分给他一些基金会的代币。这个建议实际上很奇怪,一个握有2.3亿美元的项目,为何需要在一个C-level的执行官上讨价还价呢?但是作为基金会主席的Gevers实际上有权招募他希望进入董事会的任何人。由于书面上没有达成一致,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了。

紧接着,小的摩擦不断升级。亚瑟利用的是一门法国学术界流行的程序语言来开发Tezos,并与OCamlPro团队里的数位程序员合作。根据基金会的内部邮件,我们可以看到亚瑟与对方承包商发生了争执,对方认为根据Tezos的ICO结果,他们应该得到一份合理的奖金。协议的开发进展缓慢,Gevers建议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廉价地推进一些进展。亚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外包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计算机科学。Gevers开始关注细小的花销,如旅行费用,他甚至询问亚瑟为何要在飞机上消费三明治。这个阶段里,每一次最轻微的争吵都在消磨他们的感情。

随着夏季的过去,Gevers越来越难以联系到,他似乎总是在区块链相关会议的来回途中。亚瑟猜测Monetas的业务可能使得他非常忙碌。8月份的时候Monetas搬入了一个新的地址,那是个Tezos基金会花钱租借的办公场地。Tom Gustinis告诉亚瑟,Gevers几乎没有在那里出现过。没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什么。

根据基金会内部邮件,Gevers于9月8日的时候召集了其余两名董事,并通知他们他要雇佣Tom Gustinis的决议,这一次的身份是CFO。第二天,Diego Olivier Fernandez Pons,也就是其余的那两名董事会成员发布信息质疑了这个匆忙的决议。Gevers给他们回复了一段很长的话,提到了他自己的完美主义和诚信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铭记,没有任何系统可以替代信任。如果我们无法互相信任对方,那么一切工作都无法展开。”当谈到Gustinis的问题,他坚称这一次的雇佣非常廉价,因为对方只算作兼职工作。在邮件回复中,Gevers没有向其他两名董事提到他考虑让Gustinis兼任Monetas COO的事情。

4天后,Gevers再次写信要求,同时他提到自己的合同问题也亟需解决。他一直作为基金会“事实上的执行官”,在Tezos基金会里工作了几个月。作为董事会主席,他能够得到的报酬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带薪的行政角色。随后他在邮件中附上了合同,索要几十万的瑞士法郎,以及一定量的ICO代币份额。他还提到了和亚瑟两人口头协议中他拥有50%的个人折扣。这里面最让人费解的是他的合同草案中包含了年度奖金形式的附加代币。我们知道Tezos的主网络还没有上线,所以随意参考市场期货的价格来判断代币的价值是非常无理的。他提议自己应该获取价值几十万美金的代币,而在一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私人沟通上,他又清楚表示那些代币的价值绝对会在10倍以上。所以合同的累计价值已经超过百万美元。

当亚瑟发现Gevers只字不提Gustinis在职位上的冲突,而且给自己创建了这么一份荒唐的合同,他被彻底激怒了。亚瑟称Gevers是无能的,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比如说服监管部门废除基金会和布莱特曼公司的合同,那么他将在媒体上揭露他的所作所为。根据Pons所述,亚瑟开始物色新的董事会成员。Gevers痛斥布莱特曼试图在独立的基金会上施加个人影响,并停止了所有Tezos相关活动,直到他的合同问题得以解决。在此期间,没有人——无论是软件开发人员还是其他团体,都没有得到基金会的报销。(Gevers拒绝了多次商谈Tezos问题的机会。)

在Pons的一封邮件中,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只能用“可怕”来描述。在他看来,ICO结束之后,基金会几乎无所作为。现在还面临着被联邦当局撤销资格的风险。除非他们立即开展真正的工作,否则他们就违反了合同中帮助实现Tezos协议的多项义务。7月到10月期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来自加密货币销售的资金流入量约为6500万美元,商业开支不到100万美元。基金会只是雇佣了几个书写合同的下属,其中一人还在请求支付薪水,甚至发出来了一个银行账户分文不剩的截图。“是时候了。”Pons写道:“需要任命一个外部的执行董事。”

Gevers辩解说项目的停滞不是他的错误。“我无法独自处理所有的业务。”他写信给整个董事会说道:“实际上这还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的专长是在高层次的领导、远见和战略,可惜亚瑟拒绝了我对候选人的所有建议,而是推荐了一个他的个人朋友作为候选人。”在Gevers的眼里,Pons也是布莱特曼夫妇的代言人。Gevers轻蔑地询问他是否接受了那对夫妇的薪水。

就在这一段黑暗的时间里,基金会账户中加密资产的价值已经被动地翻了一倍,价值超过了4亿美元。在这数周时间内,Tezos基金会由三名董事、零雇员、两名人力资源组成,他们与实际握有知识产权的人公开为敌。

10月15日,布莱特曼夫妇给基金会(不包括Gevers)发送了一封长达46页的信,包含相关证物。该文件指控:Gevers欺骗和自我交易,试图授予自己一个“印钱许可证”,还有瑞士当局的不当管理。布莱特曼要求Gevers迅速离职。

很短的时间内,这封信就流传到了路透社的记者手中。他们当时正在调查Tezos项目。10月18日,路透社发表了一份关于Tezos的3300字报告,声称它现在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背后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战争。Gevers告诉路透社,这封信只是想要“暗杀”某些人,对方在酝酿一个“暗杀”名单,信里全是误导性的言论和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大多数情况下,类似的报道只被看作是集团内部的争吵。但是注意到加密货币领域已经成为一个欺诈事件密集发生地之后,路透社进行了深入追踪。他们指出,一家代表了布莱特曼夫妇的公关公司夸大了Tezos的功能。在我和凯瑟琳的邮件沟通中,她提到这篇报道有失偏颇,里面在描述Tezos合同条款的时候,特别地暗示,即使Tezos代币没有达到任何作用,布莱特曼夫妇都可以从项目中捞取千万美金。

路透社的文章使得Tezos项目雪上加霜,那些认定Tezos ICO是出售未注册证券的言论也甚嚣尘上。文章引述一部分代币购买者的言论,他们声称自己只是想要从投机中获益。“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是一次投资。我们希望获得回报。我们并不关心真正的Tezos技术能有多少作为。”一位投资者Kevin Zhou如此说道。凯瑟琳在描述ICO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谈论”出售“代币,她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将它描述为“捐赠”,虽然这有些圆滑,她还提到捐赠人有可能得到一个“手提包”作为回礼。

虽然布莱特曼夫妇不对所谓的证券问题发表任何评论,但是这在SEC调查DAO事件之后越来越成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点。任何想要发售代币的企业都被通知需要非常小心。SEC委员会说道:“DAO的代币显然有资格称之为证券,只是经过了一定的伪装。从瑞士出来的一切都是这样,我们需要确认每个ICO的具体细节与事实。”乐观的观察员认为SEC最终会允许出售代表公共事业的代币,就像数字化的熟食券,它实际上给经济体制带来了便利。比如以太坊,已经从一个创始团队的项目演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多人参与的网络。它的象征意义从被动的投资,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管理系统、防监管社交平台和去中心化音乐发售平台。Tezos能够预见自己的命运,一旦网络上线,它无疑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任何加密货币的交易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投机的,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中,它并不代表贪婪。理想主义的代币购买者觉得他们的参与有助于缔造一个全新的不受约束的网络世界,一个摆脱银行家和逐利者的全新社会架构。

然而,一部分的美国证券律师始终认为瑞士模型是有缺陷的,简单的“捐赠”显然不足以规避问题的本质,ICO毫无疑问是在出售未经注册的证券。如果投资人想要起诉代币发行方,那么按照法律,美国允许个人这么做。基金会的庞大资产使得Tezos成为了一个富有的诉讼目标。就在路透社发表文章的一周后,第一个诉讼案件就出现了,布莱特曼夫妇、Gevers以及他们在旧金山的合作伙伴成为了被告。罪名是发售2.3亿的未注册证券、虚假广告和不公平竞争。

伴随着接二连三出现的诉讼案件,基金会手中的加密货币却在不断升值。当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也冒出类似诉讼的时候,基金会手中的财富已经增长到了将近7亿美元。公众对加密货币的狂热使得一些加密货币行业的大户将他们手中的加密货币兑现,变成了真实生活中的兰博基尼,和家中的脱衣舞娘。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当时的比特币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万美元。基金会的财富翻了两番,巅峰时期超过了12亿美元。

如果SEC或者法院认定布莱特曼夫妇在出售未注册的证券,那么他们有可能面临巨额的处罚。在代币的发布过程中,他们有必要维护好Tezos的整体形象。但是与Gevers的关系已然陷入了僵局。更何况对方握着保险箱的钥匙以及加密货币冷钱包的私钥。好消息是他并不能偷走这笔钱,因为另一半的私钥由一个叫做比特币瑞士的组织持有。但如果基金会的私钥消失或者被摧毁,那么这笔巨额的财富就会人间蒸发。

当局势陷入混沌,Tezos成为了加密货币领域等同于贪婪的代名词。一位以太坊的支持者在网站上写道:“Tezos项目提醒了我们,少数人的贪婪可以毁掉伟大的项目。”Reddit论坛的用户更是把Tezos称作Mt Gox之后最大的骗局。也许Gevers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也是布莱特曼选择与他合作。亚瑟可以说是一个沉闷的天才,但他缺少一些沟通的技巧。关于这一点,他这么和我说道:“实际上,我充满了焦虑。我试图审视自己的处境,提醒自己父亲年轻时的压力来源于纳粹的追捕。”亚瑟习惯于利用思想实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如果可以给过去的自己发送一个8字节的信息,会发送什么呢?一边的凯瑟琳也没有多少可以帮助丈夫的地方。她自己常常被人诟病不懂技术,只是躲在后方,像极了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一个Reddit的帖子直白写道:“如果你查看她在LinkedIn的资料就会发现她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所以,Gevers愚弄这样的女孩应该特别容易。

Gevers已经不再和布莱特曼夫妇联系,根据Tom Gustinis所说,他也不和任何人联系。他曾经向Gustinis透露,他的手机被人监听了,需要定期排除问题。Gustinis,作为唯一一个还可以联系到Gevers的人,他自称是一名随和的监察员,他告诉布莱特曼夫妇此刻的局势有些紧张,需要一些时间来促成和平。不过鉴于Gustinis和Gevers以及Monetas的关系,我们很难保证他是一个无私的中间人。

万幸的是,黑暗之中诞生了一丝曙光。站在布莱特曼夫妇这边的是数以千计的ICO参与者。他们一部分是Tezos的信徒,一部分是希望项目顺利进展的投资者。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对Tezos保持着热情。他们组成了社区团体,默默地将问题接手。他们通过书信和twitter的方式联系了瑞士当局,促使当局采取行动。一名论坛的匿名者(自称来自于Tezos社区组织)收集了来自美国、南非、加拿大所有关于Gevers的信息,编制了一份17页的报告来揭秘Gevers的过往历史。Gevers曾经神化自己,将自己打造成为一名有远见的思想领袖,但是报告里指出了无数被他搞砸的项目。他被称为自由主义行动的领导人,并谋求各方对他事业的捐款,可是却无法找到他从事任何事业的证据。这份报告分析了他曾经领导的多项业务,表面看来几乎都已经停止或者破产。2009年他在温哥华申请个人破产,苏黎世的一家报纸指出,破产程序将Gevers的职业称作“专门发消息的职业”。除了报告以外,Gevers的前同事也提供了一些证明。James Hogan和Patri Friedman,他们曾经在自由主义城邦的项目上雇佣了Gevers。他们介绍了Gevers令人不安的逃避方式和不专业的工作方式。他们写道:“Gevers曾经多次拒绝交出一个安全密钥,那是公司银行账户的密钥。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寻常,同时极度令人不安,我们甚至担心他是否打算盗走或者挪用公司的资金。最终我们确定没有犯罪案件发生,我们只能把问题归咎于沟通不善,但是公司还是采取了紧急步骤重新安置资金,并解雇了Gevers。” Hogan和Friedman现在强烈建议Gevers自行离开Tezos。尽管Gevers拒绝对列表中的问题作出回应,但还是聘请了一个公关专家提供了一份一般性的声明,争辩说所有的指控“显然是假的”。他粘贴了一份Hogan在LinkedIn上的截图作为证明。很多人都说Gevers对钱的欲望远远不及于他对控制金钱的欲望。Gustinis说过,Gevers哪怕10法郎都不会乱花,但是他会拼命想要去控制一个10亿美元的项目。

我们再回顾Monetas——他生活的一部分,似乎就是一个空壳。在11月30日的投资者报告中,Gevers预计公司将在2018年第二季度实现盈利。他形容这是公司创立以来的里程碑。然而,真实情况是该公司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一名雇员,除了一位不需要支付薪水的Tom Gustinis。在短短的12天后,他就宣告了公司的破产。根据Monetas的前员工所诉,该公司自Tezos ICO之前就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参观的时候,办公室里是黑乎乎的,因为Monetas实际上已经搬进了Gevers的公寓。直到后来它又把公司搬到了Tezos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位前员工形容Gevers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后来当我和这位前员工通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见到Gevers时,她对他印象深刻。“你知道吗?当你上了一辆火车,旁边坐着一个人,你不由地就是想要远离他,不愿意和他有所联系。有那么一刻你甚至会同情他,他做的事情总是让自己变得更糟糕。”

尽管如此,这位员工表示Gevers很聪明,总有人试图帮助他,尤其是在瑞士。这位Monetas的前员工在给凯瑟琳的邮件中描述Gevers的“问题”在楚格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Gustinis告诉我,他花费了整个夏天和秋天试图挽救Monetas,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接手该公司的CEO。他说楚格的实际情况没有报告中那么不堪,但是关键的商业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这份报告体现了Tezos社区对现状的不满。目前的情况和区块链想要实现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个时刻他们需要站出来了,证明社区自治的合理与重要性,即便具有该项功能的区块链还没有诞生。在12月,Tezos社区贴出了一份在线请愿书,要求Gevers立即离开。最终它得到了1700个签名,来自95个国家。

面对联邦当局的介入调查,Gevers和Pons提交了关于基金会的状况。Gevers指责布莱特曼夫妇诱导媒体发出不实言论。同时表明基金会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资源准备为Tezos的开发铺平道路。Pons则抛出了其他的观点,虽然他被认为是布莱特曼夫妇的发言人,但是他的言论并没有站在亚瑟这一边。他说自己理解为什么亚瑟指责Gevers无能,但是亚瑟自己也是缺乏礼貌,不管从法律上还是技术上他都无法罢免一个基金会的董事。他详细列举了董事会管理不善,无所作为和利益冲突的清单,并毫无掩饰地发出警告。“作为基金会的成员,我恭敬地要求你们采取行动,维护基金会的权益。”

Johann Gevers 摄影:ANNA HUIX

前段时间凯瑟琳从巴黎来到了纽约和旧金山,后续需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个区块链峰会,所以我开车将她送到了洛杉矶。她说在最近的一系列诈骗邮件中有一封让她印象深刻,那封邮件告诉她Gevers在酝酿一个阴谋,那就是雇佣刺客谋杀她,如果她想要让人去挫败这个阴谋,那就需要将10个比特币转入某一个地址。她对Tezos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克服了无数技术上的难题,却依然要面对那个男人的压力。

那个时候,她对加密谷充满了怨气。就在我们往南走的路上,一个苏黎世商人打来电话,他态度傲慢地提议一项商业合作。“所有瑞士人给我打电话,都会教训我闭嘴,只需要谨慎做事就好了。如果我在派对上被强奸了,难道要责怪我穿了裙子吗?整个瑞士的商业文化就是一坨屎。“

Gevers,这位在布莱特曼夫妇口中的关键人物。最近和凯瑟琳参加了同一个区块链会议。凯瑟琳被分配进入了一个座谈会,而Gevers则受邀谈论关于ICO的最好方式。一位凯瑟琳的朋友帮助她雇佣了一名德国保镖。在那天的晚宴中,一个朋友开玩笑地说凯瑟琳在Gevers头上挂了赏金。她把这个玩笑放进了心里。她望着我说:“我是这么暴力的人吗?”

Gevers以一种平静、胜利者姿态完成了他的演讲。(他的幻灯片中引用了巴菲特、马斯克以及他自己说的话。)之后他连发几条twitter,表示看好Tezos的未来。“经过几个月的波折,Tezos基金会已经全面恢复。“他说道:”对于那些想要理解发生了什么的人,无论成功与否,请记住,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环境下,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可能。在一个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可能的事情也会变得不可能。“

凯瑟琳说Gevers利用媒体发声,说他会保持战斗状态。Tom Gustinis说他正在以个人的名义资助Gevers的律师费。同时布莱特曼夫妇每月也需要支付25万美元的法律费用。正如凯瑟琳所说的,这已经无关公司治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人质谈判。我询问她Gevers是怎么进入这出大戏的,他的作用好像只是削减开支,然后庆祝网络上线,最后世界上多了一个富人。凯瑟琳摊摊手表示:“他是世界上最笨的蝎子,但是亚瑟是世界上最好骗的青蛙。“

凯瑟琳觉得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边缘政策。“现在还不是乌托邦到来的时刻,游戏正在进行中,我们需要打败他们。这是一场10亿美元的游戏,无关加密货币领域的道德,我们拥有60000多行的代码,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楚格的那帮家伙。”她望着圣巴巴拉附近的丘陵说道:“他们搞错了,我可不是好欺负的。”(“They fucked with the wrong nerds, is my take.”)

剧情的发展一波三折,很快他们就不再感到孤单。相对于原始的基金会,Tezos社区自发成立了平行运作的第二基金会T2。和第二基金会合作,布莱特曼夫妇暂时自掏腰包为平台的发展提供资金。到目前为止,已经花费了150万美元。这些钱归功于他们早期在比特币上的投资。她无法在公开场合评论任何与他们法律纠纷有关的事情,唯有系统上线才能改变现有的格局。毕竟Tezos拥有数亿美元的基础,同时有合同在身。比起任何事情,她都更关心Tezos能否正常推出。

“累了。”凯瑟琳望着远方的海面说道:“这是我们的第13次交锋,真的有些累了。我们都不需要这么做。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丈夫,他这么做是想为世界做一件好事。”Tezos的诞生充满了爱与艰辛。

第二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群人面前。她第一次公布了上线的相关策略。“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发布系统,是时候了。”

会议之后的几天,凯瑟琳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Gevers从基金会离职了。原T2的领袖——一个异常冷静低调,叫做Ryan Jesperson的人,他和Gevers以及整个律师团在房间里礼貌冷静地谈判了10个小时。最后,Gevers同意离开,条件是整个基金董事会都要被替换。Gevers终于走了,基金会最后的决议是给其40万的遣散费。Pons也准备好了离开。通过Reddit论坛,他说会把自己得到的所有薪水都还给基金会,并呼吁Gevers也这么做。一切都为了Tezos。但是Pons也说了,这需要根据他个人的意愿。Jesperson携妻子和三个孩子从犹他州搬到了楚格接手整个基金会。Twitter的用户开玩笑地询问:“什么时候买兰博基尼?”( “When Lambo? When Lambo?”)

迈入新纪元:

僵局的结束并不意味着Tezos的前景一片光明。诉讼经过了合并,选择了一个虚拟的组合原告。主网络依然还没有发布。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竞争对手。在2014年发布原始Tezos白皮书的时候,还没有人关注治理的重要性,但现在他成为了行业的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的坏消息来自SEC发言人的言论,他指出所有的ICO本质上都是出售未经注册的证券。他甚至没有排除以太坊。从这一刻开始,所有想要发售代币的公司都需要暂时搁置计划了。与此同时,2018年的第一季度,ICO市场已经募资超过60亿美元。麻省理工的一位教授说道:“这个数字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诈骗犯的表演。”

亚瑟在巴黎度过了春天,长时间在和一个国际软件开发团队一起工作。他们预估Tezos会在今夏发布。凯瑟琳开启了相关的宣传活动,相继在新加坡、香港、旧金山、伦敦、柏林举行宣传演讲。过去一年的恐怖经历增加了他们的谨慎感,也培养了他们夫妻的默契。凯瑟琳嘲笑亚瑟买了加棉花糖的浓酒来解压,亚瑟则取笑凯瑟琳憋足的法语。这场冲突唯一留下的证据被亚瑟粘贴在了白板上,在他发布的进展报告视频中,我们有幸见过一次。

3月下旬,凯瑟琳在苏黎世有一次演讲。亚瑟居然放心让她独自前往。普通人听到瑞士可能会联想到巧克力、手表,但那个地方对布莱特曼夫妇却没有那么友善。我陪同跟去了,尝试在楚格再次与Gevers以及MME的律师团会面。Gevers回复我说正忙于手头的工作,谢绝了我的采访。至于MME,我一直没能得到回复。

会议的举办地在苏黎世中心,地点是一个叫三星大厅的巨大的黑色会场。我们碰巧在那里遇见了Tom Gustinis——Johann的手下。Gustinis微笑着慢悠悠向凯瑟琳走去。他个子很高,肩膀宽阔,灰白的头发在他的耳朵上乱蓬蓬的。他温柔地接待了她,说了很多客套的话。凯瑟琳简短回应,介绍了我们认识,然后立马就离开了。Gustinis有些吃惊。

我们俩站在一个高高的、摇晃的鸡尾酒桌旁。先聊着我们同在新泽西住过,然后是一些关于Tezos的事情。他装着一副老政治家的模样说道:“基金会的事情发生以后,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现在ICO分为两种,一种是Tezos之前的,一种是Tezos之后的。”我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他这句话。他温和地说:“这个项目被耽误了,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凯瑟琳和亚瑟,他们和我联系过很多次。我重复着同样的话,项目里充斥着误解和自负。但是她对我的态度有些冷淡,即便我没有做过任何反对他们的事情。我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区块链让我感觉到兴奋,那种银行业已经许久未曾出现的兴奋。”他的故事,如果拣关键部分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我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我在瑞银工作。我对于这个项目如何一步步蚕食自己感到惊讶。但是里面满是误解。我不赞同Johann的很多做法。我对布莱特曼夫妇也保持很强烈的同情心。”

我先一步离开了,看到凯瑟琳穿过房间。她回到角落,编辑她要做的演讲。也许Gustinis是对的,一切都始于一些误会,毕竟对Gevers的调查和控诉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就在上周他还被金融时报评为代币发行专家。

几分钟之后,Gustinis再一次出现,凯瑟琳不得不和他打招呼,而不是装没看见。他漫不经心地说:“谁会是区块链领域的伊隆马斯克(Elon Musk )呢?”凯瑟琳没有搭理他,独自离开了。我准备跟上凯瑟琳的脚步。突然Gustinis不安地面向我,说:“我明白了,从一个新泽西人到另一个新泽西人。”他慢慢地靠近我,直到宽大的身体笼罩在我的面前。“你一直围绕在她的身边,我懂了。”我和他说我只是一名记者。Gustinis假笑道:“好吧,我要告诉大家,在我看来这是什么样子的。”他走开了,我沉默不语。突然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道:“你要让我给你说的更清楚一点吗,新泽西人?”

随后他真的走了。会后他诚恳地向我道歉。我们都心照不宣,关于这个混乱的加密货币乌托邦,我们还没有从之前的恐惧和怀疑中恢复过来。这让人有些抓狂。

我说我当然会原谅他的冒犯。但是当时我是提心吊胆地穿过大厅。会议大厅的台上正在采访几位穿着西装的瑞士男士。我给凯瑟琳发短信说Gustinis在吓唬我。当我走到一边,发现凯瑟琳其实就坐在不远处,她朝我微笑。

一位身穿西装背心的律师正在谈论适当监管的必要性。“我们要把恐惧赶走。“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告诉世人,他继续到:“不要害怕。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tezos-blockchain-love-story-horror-story/?mbid=social_twitter

翻译:社区成员 Song.W

修改校对:Nancy